隶书产生于秦末。秦统一后，为了维护中央集权，制定了非常严苛的法律。由于筑长城、修驰道、建宫殿……徭役繁多，民不堪命，犯罪者众，衙门和牢狱里的文字书写事务相当繁重。当时通行的小篆，结构复杂，笔画繁难，书写费时费力，难以应付。因此文字的简化实属势所必至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秦时官狱事多，苟取省易，施之以徒隶也。”《说文解字·序》说：“秦……大发吏卒，兴役戍，官狱职务繁，初有隶书，以趣约易。” 卫恒《四体书势》说：“隶书者，篆之捷也。”隶书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。西汉基本沿用秦隶，到西汉末、东汉初年，隶书渐趋整齐、方正，有了法则，有了波磔。从西汉遗留的大量竹简中，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发展的踪迹。如《流沙坠简》、《居延汉简》、《武威汉简》、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、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竹简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竹简等。隶书的真正成熟是在东汉，故又称隶书为汉隶。东汉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汉隶精品，著名的有：《乙瑛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郑固碑》、《仓颉庙碑》、《孔宙碑》、《张景碑》、《鲜于璜碑》、《华山庙碑》、《衡方碑》、《史晨碑》、《夏承碑》、《西狭颂》、《韩仁铭》、《熹平石经》、《白石神君碑》、《曹全碑》、《张迁碑》等,或朴拙或秀巧，或方刚或圆柔，或含蓄或张扬，各臻妙绝。
      隶书的产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。潘伯鹰说：“就中国的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看，隶书是一大变化阶段。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的一段时期全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。草书和楷书为千百年来流行的书法，它们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，固是无待多言的事实，尤其在技法上，更是隶法的各种变化。”